央视9日报道东莞色情业问题，社会各界进行了汹涌讨论。东莞不仅服务业发达，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中心。东莞制造行业中男女比例长期失调，男性工人“一夫多妻”现象很普遍，如果女友少于两个还会被笑话，有些人心安理得地接受女友养活。而女工们每日忍受着单调乏味工作，业余时间迫切需要一个男友带来的慰藉，有些人即便得知男友脚踩几只船，也无怨无悔，甚至要加倍对男友好。《南方都市报》2010年3月8日刊出系列文章，报道了东莞厂区里青年男女的婚恋以及性问题现状。以下为其中一篇报道《性生活是女工心中的痛》全文。
东莞石碣工业区附近，街上钟点房林立，许多工厂情侣通常临时租住解决“问题”
厂区的“一夫多妻”现象
女工小芳的男朋友有三个女朋友，并且她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。
她的男友是个来自四川的普通男工，名叫李兵，由于关系的复杂，小琴和“对方”的故事，我们权且让李兵代言。
李兵貌不出众，在东莞务工十年。2008年一年内，李兵在东莞长安上沙科技园同时和三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，一个同居，一个恋爱，一个情人。“她们互相都知道的。”李兵称自己对三个女孩都十分坦诚。最初李兵只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，是名“90后”女工。交往四个月后，在2008年春节前的厂区舞会上，李兵结识了在科技园某电子厂工作的第二个女朋友，不久同居。“第三个女孩也是在附近打工，见她总是闷闷不乐的，我就去和她聊聊天，谁料她提出要和我交往。我对她说，‘我已经有两个女朋友了，不能再有第三个了，只能做情人。’她同意了。”
“那段时间挺混乱的，开始时前两个女朋友还不知道，等她们慢慢察觉了，问我，我就如实说了。结果她们不但没离开我，反而对我加倍地好。”三个女孩对一个男友展开竞争，李兵记得，至少有两个女孩是想嫁给他的。在他这里，一切都自然而然，“厂区里女孩子多，离家在外都挺孤单的，我从厚街到长安工作十年了，懂女孩子心思，真的对她们都很好。”
同李兵一样的男工并不少见。在记者走访的一些厂区里，男工同时与几个女工交往并发生关系被认为是件“正常的事”。在厚街白濠村，间杂林立着众多的塑胶厂、鞋厂、拉链厂，多数工人因为籍贯住在了一起。四川籍男工小林毫不避讳地对记者说，“我也就三个女朋友，很正常嘛， 出来混的， 谁不是这样？”在他和他相熟的四川同乡之间，这并不是秘密，“几个哥们都这样啊，‘一夫多妻’稀松平常，这个厂一个（女朋友），那个厂一个（女朋友），年轻漂亮的厂妹多得是，单纯又好把，干嘛不多要几个？谁要是只有一个女朋友，就太丢人了，会被笑话死的。”
小林的逻辑是，“反正大家都年轻，还能玩几年，到了差不多的年纪，女孩子都回家结婚了，照样做良家妇女。”
这个逻辑背后有这样一组数据：广东省妇女维权站东莞站调查数据显示，60.5%的女工表示在东莞务工是为了赚钱养家，多数女工未来仍会选择返乡结婚或创业。广东省妇女维权站东莞站长刘秀连常期接触各类女工，她认为，女工们普遍比较单纯，工厂里年轻人聚在一起，许多女工会很轻易地与男性交往和发生关系。但是女工同时呈现出很极端的另一面，从第一代女工延续到当今女工的传统观念是，多数人最终仍然愿意选择“知根知底”的同乡人结婚。因此女工的选择既轻易又传统，就跟“一夫多妻”的现实一样令人难解。
女工流水线赚钱“养”男友
现实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，而女工却不可能不找男朋友。
初春的一个中午，南城区赵屋街街南村一巷，来来往往的女工挂着胸卡，操着各地方言，行色匆匆。这个著名的城中村吸纳了附近某大型电子厂的数千女工及家眷，出租屋向租客开出苛刻的入住条件：该电子厂工作证及结婚证书。
老李是其中的一名租客，他住在这里的理由是他的妻子是该电子厂女工。“现在房租和寄给老家的开销，全部靠她一个人，我现在是靠老婆养着。”这已经是老李在莞务工的第十个年头，由于中途返乡失去工作，从2009年末至今，老李开始陆续面试，至今仍没找到令他满意的工厂。
阿义是老李的同乡，1990年生，外表俊朗。这个年轻人毫不避讳地承认，来东莞就是为了娶个媳妇回家，“你不知道吗？在我们村子里娶个媳妇要花3万的彩礼钱，这里女孩子多，不要钱。”他没找错地方。赵屋街附近的这个大型电子厂拥有2万名女工，阿义2009年末到东莞，一直没有正经地工作，却不出意料地收获了一个女友。提到女友，阿义乐滋滋地翻出钱夹里大头贴给记者看，女孩就是电子厂女工，河南人。虽然生活开销由女友负担，但阿义仍打算不久就带女友回老家结婚。
这样的事例并不罕见。在东莞长安某电子厂工作的小琴，也曾以微薄的工资“养”过一个男友。小琴是重庆万州人，1984年生，2008年春节前厂区舞会上，沉默寡言的小琴结识了在超市工作的前男友，开始了没有底线的付出。超市的收入要比工厂低得多，小琴月入2000多元，十分节俭，对男友却十分大方，“只要看到他钱包里的钱少于200块，就会马上塞几百块钱进去，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却带男友去肯德基和真功夫，只要他喜欢吃，都马上买给他。”小琴说，那时她是期待嫁给这个男友的，但男方却还和其他的女孩子有来往，小琴只能不停地花钱，加倍地对他好。
午后，是大批女工们回到工厂上班的时间，换上工作服、戴上帽子手套和口罩，进入生产线。该大型电子厂人事经理王某说，厂里的女工中有一半在厂外租房，多数都是已婚或同居，不少女工的确“养”着一个男友，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。
本报东莞女工生存状态调查问卷结果显示，70%以上的女工认为，女性较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；却有42.5%的女工认为，工厂管理会制约她们私生活的自由，长期呆在流水线上，也使女工很少有机会接触工厂外面的人。而在这间工厂内部，女工与男工的比例是8：2，女工甚至超过80%。王某说，“女工找不到恋爱对象，是现实的问题。说‘养’男友或许不好听，但现实是男人不一定找得到工作，而女工却不可能不找男朋友。”
2014年2月2日，广东省东莞市，打工者在广场的长椅上休息。
那尴尬逼仄的性生活
晚上没法过（性生活），只能白天喽。让另外一对出去转转，吃个饭逛个超市，剩下的两个就可以解决了。
厚街镇桥头村一个不足20平米的出租屋里，挂起一块碎花布帘。在帘子的两侧，蜗居着两对20岁出头的年轻工厂情侣。
星期天，美兰和男朋友一早醒来，简单梳洗了一下，对帘子另一头的情侣说，“我们出去转转，大概中午回来。”想想又补了一句，“两个小时以内不会回来。”在合租的一年时间里，两对情侣就是靠这种默契解决性生活。
美兰和男朋友在厚街桥头一间工厂打工，收入不多，每月300元的房租都是压力。他们俩把原本单间的出租屋划出一半的空间，与另一对情侣合住。两对血气方刚的情侣，窘迫地开始了四人的同居生活。晚上两对情侣拉上帘子，睡在各自的床上。别说过正常的性生活，大夏天的在没空调的屋子里，两个女孩要裹得严严实实地睡觉。美兰的男朋友说，“晚上没法过（性生活），只能白天喽。让另外一对出去转转，吃个饭逛个超市，剩下的两个就可以解决了。”几个月下来，这两对年轻人都形成了一种默契，每隔两三天，他们中的一对就会主动出门，告知回来的时间，回来之前还会打电话通知对方。
这种默契持续得并不久，美兰已经无法忍受，“这种合租继续下去我会疯掉的！”
事实上，为了让工厂情侣不再尴尬，2005年开始就有东莞企业开设“夫妻房”宿舍，时至今日，更多的企业纷纷以“夫妻房”为筹码，缓解民工荒。陈波夫妇几个月前就住进这样的一间宿舍。
“我们也曾在厂外租房住过几个月，一个月400元，二人世界当然舒服，不过一到交租就觉得心疼，后来还是搬回工厂。”“所谓‘夫妻房’，也就是一个小单间，只几平米大，以前是一间大宿舍分割出来的，有些房间顶是空的，这边说话隔壁房都能听见。就是这样一个简易的方格间，为陈波夫妇提供了一个不需要付费的私人空间。由于房间完全不隔音，夫妻生活只有处处小心，担心隔壁听见。“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那么尴尬了，别太大动作、太过频繁就行。”
然而，陈波老夫妇仍然幸运，与在莞务工的夫妻数量相比，东莞企业设置的“夫妻房”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爱情和单纯让她们屡受伤害
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李丽恋爱三次，失恋三次，三次怀孕，三次流产。
寮（liáo）步镇某厂区的李丽在东莞完成了一次痛苦的成人礼。三年前，18岁的李丽离开河南老家，跟随姑姐来到东莞，进入寮步该工厂务工。不久，单纯的李丽燃起了对爱情的憧憬，然而等待她的却是一次次的绝望。2007年至2009年间，不足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李丽恋爱三次，失恋三次，三次怀孕，三次流产。
2007年春，刚刚工作不久，李丽就与同厂务工的一个20岁男工陷入热恋。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，李丽爱情充满了对花哨时装一样的好奇，并在厂区附近的出租房里，完成了她认为是爱的过程。这个时候，她甚至不知道与男性发生关系需要采取避孕措施。不久后，李丽与男友分手，同一时间，她怀孕了。“他给我200元，一个姐妹带我去一家小诊所做了（人工流产），花了60多（元），很痛。这时我恨死这个男的了。”
这是李丽人生中第一恋爱，失恋的痛苦令她无暇思考悲剧的原因。在感情低落期，同厂一个质量管理组长对李丽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，使李丽再次失恋和怀孕。这次，李丽得到来自男方的2000元，躺上无痛流产的手术台。据李丽说，“组长本来已经带我回广东某市的老家了，但他的家人不同意我们交往，嫌我学历低，只是个打工的。”挫败的感情像麻药一样麻醉了她，数月后，在一个酒醉后蹦迪的夜晚，绝望的李丽与一名迪厅结识的男子发生关系，并不幸地经历又一次怀孕和流产。
“李丽”们的遭遇令东莞市南城区某妇产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秦文丽感叹，“这些女孩子让人心痛！”在秦文丽曾接诊的病人中，有30%以上是工厂女工，“有一些女孩子要做人流手术，白天上班不敢请假，要夜里来做。更有相当一部分女孩，怀孕4个月才来医院，这种情况需要做引产，对身体伤害很大。”
本报针对女工性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，有性生活的女工中，有超过10%受访女工表示从不采取避孕措施。据广东省妇女维权站的信息显示，女工未婚同居，孕后遭到抛弃占据相当高的比例，维权站站长刘秀连认为，年轻的女工单纯而缺乏自我保护意识，“她们大多率性而为，对现实缺乏考虑。”